2016年我正式执业，很快便走入了一条看似平稳的道路——长期服务于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与央国企。那时的我以为职业生涯会沿着这条轨道一直走下去，在规章、流程与红头文件之间，做一个严谨而可靠的法律人。
我熟悉体制内的语言，懂得审批的节奏与风险的边界。但时间久了，一种无声的疲惫悄然蔓延，那不是身体的劳累，而是心灵的困顿。我感觉自己更像一个精密的法律流水线操作工，在既定的框架里运转，逐渐失去创造的火花。那个曾在法学院怀抱理想的青年，开始怀疑乃至深深恐惧：我选择的这条道路，对吗？
迷茫期来得悄无声息却无比汹涌。我甚至开始认真考虑离开律师行业，去寻找一个能重新点燃我热情的领域。那段时间我不断反问自己：我究竟热爱法律的什么，我的出路在哪里？答案最终指向了律师职业本身。我爱的不是作为管理工具的法律，而是作为商业社会基石、能够主动创造价值的法律。我渴望的是突破那层看不见的天花板。
机缘巧合之下，我遇到了弘齐，一家能带给我新的思维、让我接触新型案件的律所。于是我离开了舒适区，一切从零开始。
“从零开始”意味着放下过往的资历与熟悉感，以一个“新生”的姿态，去拥抱一个全新的法律世界。我开始从自己能够接触的项目开始，疯狂啃读涉及上市公司、PPP项目、土地整理开发、商业地产托管、矿产资源开发收购整合等全新领域的知识。这些领域标的物庞大、法规复杂、交易结构精巧，对我而言是重大的挑战。但最大的冲击并非来自知识的增量，而是思维的颠覆。在弘齐，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理念：法律+商业模式。在这里法律不再是孤立、生硬的条文，而是与商业逻辑血脉相连。我们的价值不是单纯告诉客户“什么不能做”，而是为他们设计出“如何能做”并且“如何做得更好”的路径。
第一年，我就参与到上百亿的矿产资源整合项目中，也亲手梳理了某上市公司庞大的应收债权。从陌生到熟悉，从参与到主导，我在实战中迅速成长。第二年，我开始独立负责上市公司项目，协助客户完成多家子公司的收购，并深入西南矿区实地考察、谈判，最终推动客户与某矿业大省达成战略合作，成功拿下多个探矿权与采矿权。
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役是某宗数亿元的矿产收购。客户产业布局时间紧迫，而项目牵涉主体众多，涵盖交易双方、审计 / 评估 / 法律等多家中介机构，以及监管部门、交易所、各行政主管单位等多重外部主体；加之矿产资源本身属性复杂，既要确保全程合规，又要应对频发的突发状况，压力巨大。作为牵头律师，我主导整合审计、评估机构力量，形成专业协同合力，主动对接各方主体，搭建高效沟通桥梁，针对合规审查、主体协调、突发问题等关键障碍，以专业能力逐一拆解攻坚，最终在客户要求的时限内圆满收官。这一项目不仅赢得了客户对律师牵头价值的认可，也奠定了后续评估、审计类项目“律所牵头、多方协同”的合作范式。
另一场硬仗是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。当时新旧《公司法》交替，因对新法第88条第1款的理解不一，加之已有不利判例，我方当事人面临5.4亿元的补充赔偿风险。我与团队深入剖析该法条的历史沿革与立法原意，坚定主张“法不溯及既往”原则，并制定“以时间换空间”的诉讼策略。我们密切关注司法动态，直至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不溯及适用的批复》发布，次日即迎来一审胜诉判决，为客户成功化解巨额赔偿责任。该案也成为该批复后全国首批典型案例，让我深刻体会到专业与勇气才是律师守护客户利益的真正武器。
当我走过了政府、国企、上市公司、收并购、矿产资源、重大争议解决这一路，某一天我突然发现，过去那些曾让我疲惫的“旧经验”，在“法律+商业”的思维下，全部被激活了。我懂国企的决策逻辑，也理解审批的底层顾虑；我熟悉资产市场的规则，也学会了资本市场的语言。这些原本孤立的知识板块终于被串联成一幅完整的战略地图。
而真正让我感到“就是这一刻”的项目，是协助一家国企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。这是一场横跨国资监管、证券法规、司法拍卖、矿产资源、反垄断等多领域的复杂战役。任何一个环节失误，都可能全盘皆输。我预判国企在每个节点的疑虑，协调不同监管部门与中介机构，更用“法律+商业模式”的思维，深入剖析各方商业诉求与区域发展影响。甚至在司法拍卖前，我们就提前解决了国企对外投资的前置审批。拍卖场上我们沉着应对，摸清对手的出价规律，最终在关键区间一锤定音。企业领导在项目启动会上激动无比，我的内心却异常平静。那是一种深沉的确认，确认当初的迷茫、挣扎与破釜沉舟的转型，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厚积薄发。
我没有回到过去的自己，而是完成了一场真正的进阶。我不再是困于条文的法律技工，而是用法律解读商业、用商业赋能法律的“手艺人”。曾经的体制内经历，是我扎根的土壤；后来的资本市场与资源领域知识，是我生长的枝干；而“法律+商业模式”的思维，是让我真正绽放的阳光。
如果你也在经历职业的困顿与迷茫，我想说别怕，迷茫是蜕变的开始，勇气是破局的钥匙。唯有打破窠臼，我们才能在热爱的路上遇见更强大、更完整的自己。